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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89年3月，北京收到了一封急件，内容就跟一颗炸雷似的，把整个高层都震得嗡嗡响。

　　这不是什么前线战报，而是五位政协委员去海南转了一圈后，连夜写出来的联名信。

　　信里的火药味隔着纸都能闻到，核心就对着一个事儿开炮：海南要把洋浦3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以每亩2000块钱的“白菜价”，租给外资企业，而且一租就是70年。

　　那几位老在报告里痛心疾首，话说得特别重，大意是说：清朝那是列强拿枪指着头逼我们割地，现在倒好，咱们自己主动把主权送人？

　　消息一传出来，本来还是改革“当红炸子鸡”的海南，瞬间就被贴上了“卖国”的标签。

　　大家都在骂，但谁也没想到，这场关于“一块地皮”的吵架，最后不仅把海南按在原地摩擦了三年，反倒给千里之外的上海浦东，送去了一份泼天的富贵。

　　1988年海南刚建省，名头喊得震天响，是中国最大的特区，可兜里比脸还干净。

　　简单说就是：政府没钱搞基建，那就把“生地”（没开发的荒地）租给有钱的老外。

　　他们找来的“金主”是香港的熊谷组，计划把这地方搞成全封闭式管理的自由港，人员货物随便进出。

　　但坏就坏在一个细节上——这个熊谷组虽说注册在香港，但它背后的大股东，是日本人。

　　晚清的那些破事儿大家还没忘呢，怎么能容忍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盘上又有70年的“治权”？

　　原本囤积在香港，准备冲进洋浦的那几百亿美金，眼看海南的大门关上了，正急得团团转。

　　但上海人精明啊，他们死死盯着海南的教训，心里那叫一个透亮：海南是因为“卖生地”被骂卖国，那咱们就换个玩法。

　　说人话就是：政府先借钱，把路修好、水通好，把“生地”做成“熟地”，然后再切成块，一块一块地跟外资谈合作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土地开发的主导权牢牢攥在政府手里，谁也挑不出“丧权辱国”的刺儿。

　　这种模式看起来比洋浦保守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份，它是政治上最安全的防弹衣。

　　那些在海南门口等到心凉的国际财团，一看上海这边大门开了，虽然条件严点，但好歹能进场啊！

　　于是一夜之间，原本属于洋浦的资金流、项目流，呼啦一下全掉头去了黄浦江东岸。

　　改革这事儿，有时候就是排雷兵和装甲车的区别：一个是用肉身探路被炸伤了腿，一个是踩着前人探出的安全通道，轰隆隆地碾压过去。

　　上海凭借这种“稳妥”的模式，加上本身就有的人才底子，一把接住了这波原本属于海南的红利。

　　等到1992年春天，那个老人在南海边发表了谈话，一锤定音结束了争论，洋浦开发终于重启的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

　　国际资本的眼光已径（经）牢牢锁死在了浦东，洋浦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看着上海绝尘而去。

　　如今回头看，咱们没法怪当年那些骂娘的政协委员，毕竟那是民族自尊心的本能应激；也不能说海南的步子迈得太大，毕竟没有他们的试错，谁也不知道底线在哪。

　　那三年的停滞，虽然让海南错过了一个时代，但它就像个悲壮的“压力测试员”，用自己的伤疤，告诉了全中国：利用外资的底线到底在哪。

　　洋浦港的那块奠基石现在还立着，海风吹了三十多年，上面的字迹，早就有些模糊不清了。

　　迟福林，《亲历改革：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》，中国经济出版社，2008年。